作者：李豫闽

　　漆之为用，在中国已有近万年的历史。而闽人制漆始于何时未曾有定论，却与佛教兴盛有关。唐代晚期武宗灭佛运动，迫使佛教南下，经中原、浙江、江西进入福建。至宋代，东南佛教圣地浙江宁波及周边地区大兴土木修建佛院，并将这股崇佛之风传至闽地。福建各地兴建宫庙寺院所需的佛像、立柱、匾额等离不开“夹纻”技术，这促进了当地漆工艺的发展。

用漆·尚漆

南宋剔犀如意云纹三层八角形盒

　　闽人历来善于用漆。据《三山志》记载，宋景祐三年（1036）在福州设作院，熙宁元年至熙宁十年（1068—1077），拓充为都作院，内设十一作，其中有漆作。从福州北郊浮仓山南宋黄升墓、茶园村宋墓、闽清县白樟乡南宋墓等古墓中，出土的漆奁、漆粉盒、刻花髹漆木尺、剔犀六瓣葵花形奁、剔犀圆盒等漆器上可见，器物所雕花纹委婉生动、简练流畅、风格古朴，有的与脱胎工艺、镶嵌工艺有机结合。据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记载：“王橚……初知彬州，就除福建市舶，其归也，为螺钿桌面、屏风十副，图贾相盛事十项，各系以赞以献之……”由此可见宋代福州已会制造螺钿漆器，这些都反映出宋时福州漆器在制胎、髹饰、镶嵌等方面的成就。

　　此外，宋代茶业发达促进茶具兴盛，茶箱、茶盒、盏托等器物考究，大漆髹饰与制作水平极佳。明末清初蒲松龄《家政内编》道：“剔犀器，以滑地此犀为上；底如仰瓦，光泽坚薄，色如枣，剔深峻者，次之。福州，旧做色黄滑底，圆花者多，曰福犀，坚且薄，亦难得。”《格古要论》记载：“福州旧做者，色黄滑地圆花儿者谓福犀，坚且薄亦难得，有云者是也。”福州“旧做”指的是宋、元、明、清雕漆类的剔犀漆器。宋元间，福州的剔犀漆器与江南一带嘉兴的雕漆、吉安的螺钿漆器、杭州的戗金漆器、苏州的雕漆等一同闻名于世，雕漆产品（包括剔犀）开始流传到日本。

　　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每次下洋前，船队均在长乐太平港停泊，进行为期7个月的采购，将福州及周边地区的瓷器、漆器、茶叶等作为赠礼。锡兰立碑就曾记载明永乐七年（1409）他第三次下洋携带“戗金朱红漆香盒五个、金莲花六对”。明末清初的李渔游历福建时不仅记录了“工师告予曰‘八闽之为雕漆，数百年于兹矣。四方之购此者，亦百千万亿其人矣’”的福州漆业盛况，还记下了“从未见创法立规有如今日之奇巧者，请衍此法，以广其传。”“……工师为谁？魏姓，字兰如；王姓，字孟明。闽省雕漆之佳，当推二人第一。自不操斤，但善于指使，轻财尚友，雅人也。”（《闲情偶寄》）由此，不难想象柴萼的赞叹“香山黄仲苏出示一漆匣，大二寸，其盖其底，层叠八十，合之止一匣，分之实八十匣，仲苏谓得自闽之建宁，诚鬼工矣”（《梵天庐丛录》）。明代福州与日本（特别是长崎）的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漆艺尤盛。欧阳云台的雕漆作品在琉球风行一时，被誉为“云台雕”（《长崎志》）。

　　清初，琉球派员到闽学习贴金之法。清康熙二年（1663）琉球尚质王派陆德光、武富亲云上重邻入闽。清雍正五年（1727）、乾隆五十三年（1788）分别有那霸府上的“上劳维达古波藏筑登之良玄”者、“仲元筑登之青云上”、“新亘筑登之”等人到闽学习“粉朱”及“镀五色法”。与日本的往来可追溯至唐代，至后又见日本漆工艺反传我国的痕迹。

沈氏《黄漆提篮观音》

　　至近代，闽人仍爱漆、尚漆、用漆。除福州之外，福建其他一些地区也盛产漆器，漆艺之精亦备受推崇。《福州通志》载：“漳州描金漆杯，用竹丝编成，又有茶盘俱耐用。”“龙岩州漆藤枕，两端描金龙凤人物花卉等形，工致绝伦……”闽南永春县早在明代正德年间就有选用细韧竹丝编成篮坯，并经涂灰裱上夏布，髹以生漆，最后堆花彩画描金精工制成漆篮。此外“南平清风岭产漆，质稀薄，调朱最亮，故延平（南平）多漆器”。“漆”的读音正好与闽方言“七”同音。民间习俗中“七”是大数，多作吉利之数，它总是与百姓日常生活相关联。但如果将闽人善于用漆归为民俗所致，抑或将近代福州脱胎漆器到达的高度也作此解，未免偏颇。

景象·情境

　　近代福州作为五口通商之地，为脱胎漆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漆家族产业的迅速发展和优秀漆人辈出，客观上提升了闽人治漆的水平。

　　沈氏的第五代传人活跃于清末民初，这期间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失败，清廷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宁波、上海、福州、厦门为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也经历了“师夷制夷、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这些都与福州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1901—1905年，清政府推行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新政改革。主要内容有：筹措军饷，训练新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育才兴学。其深远影响体现为：在经济上，允许和奖励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承担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责任，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文化教育上，给西学以合法地位，允许学习和传播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在军事上，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建军理论和原则，使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发生了一些变革，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福州作为开放的口岸之一，虽被迫接受了大量的西方商品，却也将脱胎漆器大量销往海外。事实上，手工艺品海外贸易剧增，除陶瓷、织绣外，漆器与漆家具成为重要品类；直至晚清，以福州为主要生产基地，小到杯、盘、奁、盒、勺、筷等日常用品，大至漆佛道造像、屏风、橱柜、茶箱、花瓶、香炉等脱胎漆器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并频频被送往在伦敦、巴黎、柏林、罗马、都灵、纽约、费城等地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屡屡夺冠，为闽作脱胎漆器赢得盛誉，并使之成为与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齐名的工艺品。沈氏漆器受邀参加欧美各国和亚洲各地的博览会，走出去看世界的福州漆人，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沈氏《脱胎漆桃盘》

　　另外，洋务运动中，福州建立了马尾船政学堂（创办于同治五年，即1866年，船政学堂先后共招收629名学员，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有意思的是，船政学堂创办者沈葆桢及其弟子严复、萨镇冰等人都居住过三坊七巷。船政学堂草创时期借定光寺为校舍，在仙塔街租宿舍，这些地方都与南后街上的“镐记”“恂记”漆器店相隔不远。1908年基督教美以美会于仓山创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当时女子进大学读书可是件破天荒的事儿。据说，华南女大每月定期向社会开放一日，允许市民入校园参观，每逢开放日引来人潮涌动，争先观瞻女校学生生活。可以想见，那时男子立志报考船政学堂，女子向往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州街坊巷口常见英姿勃发的青年男子及短发蓝裙的女生……活跃的思想氛围洋溢着的生命活力，尤其是漆工艺的发展与当时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同步，表现出包容并蓄的精神与蓬勃的生活面貌，亦由此折射出近代闽人特有的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本文收录于2024年福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福州文史资料41辑——福州脱胎漆器与漆画专辑》，原载2016年福州市漆艺术研究院、福州市博物馆主编《漆语时代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