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振玉

　　1928年的夏天，徐悲鸿应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圭的邀请，携家眷、学生辗转来到福州，参加福建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在展览会上，徐悲鸿对陈子奋的作品非常欣赏。他在后来的一封书信中称赞陈子奋的篆刻作品：“足下于印，固无所不可，当代印人，精巧若寿石工，奇岸若齐白石，典雅则乔大壮，文秀若钱瘦铁。丁佛言、汤临泽等亦时有精作，而雄浑则无过于兄者。”8月21日，徐悲鸿乘坐黄包车到宿月草堂造访陈子奋，两位富有才情的艺术家一见如故，促膝谈艺。在未能尽情表达时，两人则用笔将心中话语写出来作谈。临别之时，徐悲鸿即席为陈子奋造像，陈子奋也连夜为徐悲鸿刻印三章为念。徐悲鸿收到印章后，十分欣喜，创作了《伯乐相马图》。1928年9月12日，徐悲鸿在离开福州前夕将《伯乐相马图》赠送给陈子奋。此后，二人以艺相交，开始了长达22年的友途，书信不绝，互为一生莫逆之交。徐悲鸿曾在给陈子奋的信中言：“忆此行足纪者，为获一良友，及所刻印十余方。”后来，徐悲鸿的用印多数是陈子奋篆刻的。

徐悲鸿《伯乐相马图》   福州市博物馆藏

　　《伯乐相马图》现藏于福州市博物馆，画作横（长）138厘米，纵（宽）69厘米，左侧有题赠释文为：“戊辰（1928年）夏尽，薄游福州。乃识陈先生意芗，年未三十，已以篆刻名其家，为余制‘游于艺’‘长顑亦何伤’‘天下为公’诸章，雄奇道劲，腕力横绝，盱衡此世，罕得其匹也；画宗老莲、伯年，渐欲入宋人之室，旷怀远志，品洁学醇，实生平畏友。吾国果文艺复兴，讵不如意芗者，期之哉。兹将远别，怅然不释，聊奉此图，愿毋相忘。悲鸿画竟并志。”铃印朱文一方“困而知之”，白文一方作“徐悲鸿印”，图右下角还钤“生于忧患”的图章。

　　陈子奋携印与徐悲鸿为挚交，亦曾题照云：“皓目四流照，隙小而无遗。大雅喜一士，如食之于饥。平生何所有，乃荷披肝知。誉之或过实，爱之宁非私。至老一无就，霜白生鬂髭。讵知金陵别，相见终无期。语声歇清响，佳作犯悬帷。掩窗坐风雨，双泪流交颐。”足见，徐悲鸿与陈子奋二人的深厚情意。

　　俗话说“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伯乐相马图》作为徐悲鸿与陈子奋友谊发端的重要见证，是两位大师的才情、艺术、品行的交融，是融合了两位艺术大师高深的艺术涵养和高尚的精神境界的承载体。这一用心交融的画作不仅仅是一幅画作，更展现了徐悲鸿与陈子奋深厚的友谊情怀。古语有言“道不同不相为谋”，徐悲鸿与陈子奋的互相赏识，忘年佳话与两人的“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和类似的人生经历是密切相连的。

　　（一）品廉：两人同出生于书画世家，一生历经艰辛，以卖画为生，然始终自强不息，都有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高尚品廉。徐悲鸿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自幼随其父学习诗文书画。13岁时，就跟随父亲辗转乡村，卖画为生，接济家用。17岁时，独自到上海卖画谋生，学习西方绘画，开拓艺术视野。父亲病重后，徐悲鸿挑起了养家的责任。陈子奋的父亲陈吉光是一位秀才，他精通书画、擅长篆刻。陈子奋自小随父亲学习书画和篆刻。19岁时，陈子奋的父亲不幸去世，从此，他与母亲和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以卖画刻印谋生。

　　（二）志廉：他们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寓心于画，寓画于志。抗日战争时期，徐悲鸿与陈子奋都通过义卖作品募捐善款，支持抗日战争，彼此间有着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志廉情怀。徐悲鸿的不少画中都寄托着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他曾多次携带着自己的作品去南洋等地，举办画展，并将售画所得，全部捐献祖国。同样的，陈子奋也经常参加省内外的筹赈画展，为抗战出力。

　　（三）情廉：两位大师跨越年龄，在艺术的碰撞交融中，彼此间相同的人生情怀让两人相见如故成为忘年之交。两人情志真挚共同以艺术为平台、以艺术为生活、以艺术为生命，体现了廉洁、高洁、品洁的高深艺术涵养和高度人文情廉。

　　徐悲鸿对任伯年极为推崇，其一生对任伯年的作品广为搜集、收藏。陈子奋对任伯年作品的摹习亦是从年少时代便开始了。陈子奋13岁时，其父陈吉光就以陈老莲、任伯年等家藏画谱为蓝本，让他临摹，随后他以毕生精力深耕任氏这一画派。

　　（四）孝廉：徐悲鸿与陈子奋都是出身于一般家庭，从小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双方都是中国传统的孝文化的遵循者和践行者。他们身上都有尊敬父母，恪守中国传统孝道的孝廉。

　　两位大师把最擅长的画艺、画技全部体现在画作与为人之中，把双方的品、志、情、孝留予后人品读。

　　“廉”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伯乐相马图》蕴藏着徐悲鸿与陈子奋廉洁的思想、信仰、知识的内涵，以解读文物中的文化故事，让文物“活”起来的方式，弘扬传统“廉”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可以激发并增强我们对廉洁文化的历史认同感。

　　（作者系福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福州市博物馆原馆长，原载《福州文史》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