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强

　　清代八旗驻防，系指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分遣旗兵到各要塞驻防的制度，分为畿辅驻防、东三省驻防、新疆驻防和各省驻防四种，其中各省驻防一般设在省会城市，作为当地绿营的一种监督与补充。据《福州驻防志》记载，朝廷“于督、抚两标及水、陆二提、八镇诸协营之外，更设驻防旗营于省会之区”，福州作为闽省省会，故亦有旗兵驻防，且前后经历了临时差遣、藩镇驻守、固定驻防三个阶段。

旗营布局示意图

　　临时派遣

　　顺治十三年（1656），固山额真（后改都统）郎赛、梅勒章京（后改副都统）赛音达理等率兵驻防福州，屯东门、汤门、井楼、水部四关，这是最早的福州旗营驻防。据乾隆《福州府志》记载：“顺治十三年，始设福州驻防。”

　　郎赛是汉军正红旗人，原姓刘，世居铁岭。初为骁骑校，后因功累擢为固山额真。他驻防福州后，设“固山营”。自井楼门大街东侧，至法海寺止，民居概令搬移，用以安兵，谓之“匡屋”。这些兵对外说是满州营，其实都是来自辽东、山陕籍的汉军旗，包括披甲三千，家眷、亲属四五万，随营有马一万三千匹，由住家主人饲养，稍有违抗，即捶楚交加。匡屋之外，还有匀厝，据清《榕城纪闻》记载：“人栖止无地，令城中未移者分匀，谓之‘匀厝’，三间者与匡屋一间，或以银贴之。”即没有被匡屋的人家，在需要时，若有三间房屋，需匀一间出来驻军，不想匀的要贴钱抵房。

　　顺治十八年，随着靖南王耿继茂移镇福建，福州驻防旋即撤销，都统郎赛、副都统赛音达理等返京。据乾隆《福州府志》记载：“十八年，靖南王耿继茂自粤移闽，遂撤都统、副都统。”民国《福建通志》也说：“固山郎赛，顺治十三年到闽，劄至十八年撤回。”

　　藩镇驻守

　　顺治十八年七月，耿继茂到达福州，开始藩镇驻守。十二月，以“固山营小”，开始匡城内之屋。首先是闽县直街、沙桥一带，至中卫前开元寺之北街、龙山巷、经院巷，井楼门之西街，三牧坊东边一带的东街，闽县前至三牧坊口之北边一带，居民尽数被逐。其次是东街、闽县前南边一带自孝义巷、灯笼巷、花园口、法海寺前起至观巷的居民，也责令搬移。这些房屋被匡后，居民要即日搬离。作为军营，能被允许留下的居民只有三种，分别是住在经院巷的妓女、开元寺前的戏子和龙山巷的打花鼓人，他们都属于“王课户”，即向王府纳税的丁口。

　　康熙元年（1662），耿继茂下令匡城外之屋。正月初八，自水部门城边起至路通桥，有一千三百间房屋被匡。十余日后，再匡荷宅、柳宅、金墩、下郑（今安淡）、道窟、打铁墩等处房屋千余间，以及村边田园百余亩。最后，自泮洋起，至东门河港浦下止，洋中之田又被匡二百余亩。因是供左右两镇兵居住，所匡房屋极其廉价，大间的给银八两，中间的六两，小间的四两，田每亩仅三两。这一片区域，后人称之为“耿王庄”，简称“王庄”。晚清文人黄秋岳有诗：“终古耿王庄北路，七桥秋色似江南”，说的就是王庄一带的景致。今南公园，即耿王别业的花园，经耿继茂、耿精忠父子两代鼎力营建，成为福州名园。清《闽县乡土志》有载：“太保境有耿藩故庄，周围约三四十里，名为绘春园，今农桑局、左公祠在焉。”

　　康熙十年，耿继茂病亡，子耿精忠袭爵。康熙十三年三月，耿精忠参与三藩之乱，举兵反清，后看形势不对，接受招安。康熙十六年，被部将告发谋反，入京下狱，后“磔死，籍没”，留下王庄地名沿用至今。

营界碑

　　固定驻防

　　随着耿精忠的入京伏法，康熙十九年，杭州副都统胡启元率镶黄、正白、镶白、正蓝等汉军四旗1026人移驻福州。据民国《闽侯县志》记载：“驻防四旗，曰镶黄、正白、镶白、正蓝，皆汉军，凡城门启闭，专司管钥。”康熙二十二年，将耿藩旧部1000人补入汉军八旗，在各佐领下披甲当差。康熙三十年，以“旗营额设止马甲一千六百八十三副，步甲三百四十七副，旗营兵单，实未足以慑众心而致久安”为由，增设绿旗两营，与汉军四旗同驻省城，作为福州旗营的补充。雍正六年（1728）九月，增设水师旗营，驻防闽县洋屿（今属长乐）地方，因不在福州城区驻防，故不予展开。乾隆十九年（1754），添设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悉归福州将军管辖。

　　虽然福州旗营没在城内另筑“满城”，但满、汉之间仍设防线。东以水部门、东门、汤门的城墙为界，西以大斗彩巷为起点，过旗汛里，经大墙根、珠妈河沿，再经秀冶里，出水门街至水部门止，这一范围被称为“旗界”，汉人可以经此通行，但不准在此居住。因常遭旗人凌辱，汉人在通行时须低头垂手，免遭无妄之灾。在东街十字街口交界处，原建有一座排楼大门作为标志，往东属于旗汛里，门里有个小型衙门设官把守，监视老百姓的进出，曰“旗汛口”。由旗汛口到东门的大街被称为“旗下街”。

　　旗界的面积约有3.5公里，四周不立营垣，设栅栏与堆拨驻守。栅栏与堆拨都是维持治安的基层机构。栅栏一般设在巷口，按打更规定，晚七时至九时后，军民不得随意出入。在栅栏不远处，一般都建有堆拨房，一来供驻守官兵休息，二来堆放武器与救火激筒等物，类似今天的治安岗亭。据《福州驻防志》记载，“设栅各处，由协领、佐领各前锋一名，领催四名，轮流值班稽查”，因为“福州驻防向未设立营垣，官署、兵房连延东门、汤门、水部门一带，与民居壤地相错连”，故此“即以栅门为城门，早开晚闭，不准旗兵无事游荡”。

　　兵舍衙署

　　旗界内最重要的衙署是位于东街光泽坊的镇闽将军署（清初为总督署，今为省立医院）。镇闽将军全称为“镇守福州等处将军”，第一任将军不是率汉军四旗移驻福州的胡启元，而是礼部侍郎吴努春。当时的将军署面积很大，有大堂、川堂等25间房，衙署南侧照壁后的荔支园也是将军署的地盘，里面建有三座箭亭，供平时较射之用。荔支园土名“大墙根”，今仍有大根路，通往城守前。

　　除了将军署外，至康熙二十三年，旗界内还有衙署兵舍4720间，其中左翼副都统署位于东街，南向；镶黄旗协领衙门在汤门东街，东南向；正白旗协领衙门在东门大街，北向；镶白旗协领衙门在纱帽井，西向；正蓝旗协领衙门在武安桥，北向；其余参领、防御、骁骑校等带兵官衙门分布在汤门大街、东门大街、水部门大街、澳桥、汤井巷、秘书巷、旧闽县口、状元坊、河西街、河东街、仙塔街、青都观、得贵巷、德政桥、渡尾街、武安桥、刘老营、雪梨亭等处，最少的都有6间房。当然，这是官署的配置，旗兵就没有这个待遇，领催（相当于班长）每名分房三间，马步兵、匠役每名分房两间。到了康熙三十年，待遇就更差了，增设的绿旗左营、右营共有官员16人，马战守兵2000人，分到的房间仅2115间，平均每人就一间房，最远的分配到屏山、井关外，枪兵训练还要跑到东门外二里的金鸡山。

　　乾隆十九年（1754），福州城内驻防旗营增加到八旗两营。除将军、左翼副都统、右翼副都统外，共有官兵3835人，其中八旗有官64人，兵2160人，两营有官36人，兵1575人，另有战马566匹。正黄旗兵舍在东门与澳桥之间的东半段，西半段是正红旗，正黄旗协领衙门筑在东段末端，正红旗协领衙门筑在西段首端，所以两个衙门是邻居。镶黄旗兵舍在三道湾、汤门街和秘书巷一带，其协领衙门在三道湾内。镶红旗兵舍在河西街、得贵巷、纱帽井一带，其协领衙门在河西街内的青都观巷口对面。正白旗兵舍在医官庙、河东街北段和火庙一带，其协领衙门在澳桥下医官庙口西侧。镶白旗兵舍在蒙古营、观音堂、十全堂一带，其协领衙门位于得贵巷的纱帽井路东。正蓝旗兵舍在珠妈庙对岸的秀冶里、水门街一带，其协领衙门在高节里（靠河边）。镶蓝旗兵舍在天后宫河沿、水关闸、渡尾街、状元坊一带，其协领衙门在渡尾街西口东侧的河沿。

　　当时的兵舍堪称简陋，一式三间排的平瓦房，一明两暗，墙壁是竹篾土墙，没有棚板、地板，六扇窗门均用木条钉成，内糊以纸，四围筑以土墙，也不抹石灰。辛亥革命前夕，这些兵舍还有不少。民国初在李厚基任福建督军时，为建东湖营房，被拆去了一大半。

辛亥革命福州前敌总指挥部旧址——于山大士殿

　　旗汛界址

　　乾隆八年，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新柱任福州将军，明确驻防四旗的“旗汛界址”，其中镶黄旗界：西北与民地交界，自狮桥往东，至灰桥（今庆城寺前），顺河沿至观音桥，往北过汤水关，经永安街到汤门，入汤门后折而南，至金瓯寺（今东城边街），再往西，入大营街，出汤井巷，又西过澳桥，至旗汛口，与民地交界。正白旗界：西与民地交界，自闽县口往东至社仓，由将军署照壁墙到澳桥，直至东门兜，之后往北进金瓯寺，西与镶黄旗交界，又正南自彩旗巷（今闽运巷）至玄坛庙，至建魁街，又西至河东街，正北与镶黄旗交界，西南与镶白旗交界，正南自荔枝园（今大根路）进板平巷（原省四小学），出河西街口，正北与镶黄旗交界。镶白旗界：东北与正白旗交界，正南自板平巷口至武安桥，东过德政桥，转北入河东街，过玄坛庙，又东入纱帽井，由观音堂出状元坊（今闽运公寓附近），进彩旗巷，至洋尾街（今东水路北段）。正蓝旗界：东自洋尾街起，西至渡尾街，折而北入马王庙（今劳动路），往西过德政桥至武安桥，顺河沿向南转入铁冶巷，出普门寺，过水部门，转东入天后宫，由土地庙右边小巷往东，与镶白旗交界。

　　当四旗增为八旗后，旗汛界址并未改变。据《闽县乡土志》记载，清末，“旗界段”的地名有“旗汛里、将军前（有将军衙）、东门大街（有坊、表、澳桥）、汤门大街、河东街（有德政桥）、河西街（有古仙桥，又有八旗学堂）、水部大街、大斗彩巷、小斗彩巷、秘书巷、汤井巷、永安街、彩云里、三道湾、秘书亭、大营卫、行春境、金瓯寺、火巷、医官庙、玉清观、珍珠境、纱帽井、蒙古营、观音堂、泗洲堂、得贵巷、马王庙、渡尾街、蓝旗街、刘老营、五圣亭、天后宫、青都观（有穆公祠）、东珠妈庙（有武安桥）、都统前（有自治小学堂、都统衙）、荔支园（有孙公祠）”，都在新柱确定的旗汛界址内。

　　旗营终结

　　鸦片战争后，旗营的人口逐年增加，补不上缺的旗人越来越多。他们一辈子没有粮饷，又不能出旗谋生，只好做一点小生意，或者到工厂里混个生计。辛亥革命前夕，还有不少青壮年生活无着，不得已出走南洋谋生。好不容易补上了缺，也无法领到足额的粮饷，发到手的粗糙不堪的陈年仓米，一经加工，实得不足一半。1900年前，马甲和步甲尚能领到冬衣钱、瓦片钱（防台风）和房银（房屋修缮费）等津贴。庚子后也取消了。旗人生活水平的每况愈下，造成典售兵舍的情况时有发生，旗营里开店和居住的汉人也随之增多。渐渐地，连满人闺女也开始与汉人子弟通婚，满汉间的界限越来越小。到了辛亥革命前夕，旗界的范围明显缩小。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传到福州，彭寿松等革命党人蠢蠢欲动，湘军许崇智部也倒向革命。光复战役打响前几天，旗营中便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杂居在旗营地界内的汉族住户全部向外迁移，有些嫁给满人的汉族妇女被娘家接回。澳桥一带也发现革命党人的踪迹。直到此时，福州将军朴寿仍不以为意，认为“革命党是少数人在胡闹”。九月十八日晚11时，彭寿松带队登上于山，俯瞰旗营，并切断旗营对外电讯。林师肇等也由灏兴寺边进入城墙缺口，将克鲁伯过山炮的炮弹抬上于山，配合炮兵扎营住下，炮口正对旗营。此时，旗界除东门开放以外（围三厥一），从汤门以南环绕至旗汛口、大王府、观巷、鳌峰坊等处，以及与旗界衔接的各条街巷，都分布着革命军。旗人又失去于山这个制高点，已成困守一隅之局。十九日拂晓，革命军开始向旗营发炮。水关闸、水部城楼顶、将军衙署、高节里叶宅、铜元局、安奶庙等相继中炮起火，旗营内乱作一团。天明后，闽浙总督松寿行至督署后的盐道前（今鼓西路）高开榜画像店吞金自杀。福州将军朴寿虽组织了几次反攻，但均以失败告终。午后2点，捷胜营佐领吴振翔向于山前敌指挥部投降，都统胜恩、统领德润向花巷第十镇司令部投降，战事结束。顽冥不化的朴寿逃入蒙古营记名副都统明玉家中，后被学生队发现，擒送于山被杀。

　　至此，驻防二百多年的福州城区旗营为革命党人接收，旗营内的房屋亦纷纷典售于汉人。旗下街作为福州光复的历史见证，亦更名为光复路（今东大路）。

　　（原载《福州文史》2026年第2期，作者系福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