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美松

　　城市中轴线是中国城市建筑的重要标志和基本构成，形成城市建筑的一大特征与传统规范。它突出表现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的特色和审美意涵。城市建筑中轴线来源甚古，应是源于上古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宮苑和城市建设，体现对称理念和建筑伦理道德思想。福州城市建设缘起于汉代闽越国的都城建筑，应是仿照汉都长安城的规制而建。虽无法复制其模式，但从武夷山市城村的汉城考古发掘中，仍可概见王城建筑的样貌和格局。这也可佐证福州冶山所建闽越初都冶城的建筑格局和形制特点。由于它们都修建于同一时期，也就是闽越王和东越王余善“两王并存”的时代，故可参证。

　　福州城市中轴线初始应滥觞于西晋时首任晋安郡守严高创筑的晋安郡子城。据载严高筑城十分慎重，谨于择地，咨于郭璞，在闽越王旧都选胜开基造城，所遵乃汉晋都城样式：坐北朝南开府（建衙），左右（东西）对称列衙，中通街衢；居高临下，俯视南面官舍民居及士兵营卫。到唐宋时期，省级主政官员如团练、观察、处置、防御诸使，以及知路（福建）、知州、刺史、都督、转运使等军政长官衙署，也都援例开府于越王山南坡一线。

　　据明万历《福州府志》记载：“自鼓楼前达于还珠门曰宣政街，还珠门达于南门曰南街。”这无疑是指福州城内的中轴线大街。《越王山志》还记载，唐及五代大都督府门“位于鼓楼以北屏山（冶山）以南，今鼓屏路中段及其两侧。晋太康时，为晋安郡治所，唐为中都督府，五代后梁升大都督府”。唐上元二年（761），创大都督府门，威武军节度使衙署。宋建炎三年（1129）升为帅府；明洪武年间（1368-1398）为全省行政长官布政使司衙署。清康熙十六年（1677），设布政使，其地为使署。可见自唐以来因建都督府衙、衙前街称宣政街以后，福州城市中轴线已然形成，经宋、元、明、清迄今相沿不变。

　　福州城内中轴线形成于唐代，这一中轴线的顶（北）端节点应是中都督府衙门，此处是源于西晋晋安郡的治所，五代后梁时升为大都督府，后唐改作威武军节度衙署。宋建炎三年升为帅府，明洪武年间，改为全省行政长官布政使司衙署，清代依旧为布政使司衙门，民国后焚毁。都督府门以内唐宋时期分别建有数以十计的院、厅、堂、楼、台、轩、亭，占有大片土地，实为中轴线开端地之大观，也是中轴线的文化带。

1923年福州地图

　　城北越王山自古为闽中行政中心。晋代严高首任郡守，始修城池，初作官舍。其地建衙定基之后，迩来近二千年，历任主政官员，无论为王公、郡守、州牧、帝君，皆以为吉地胜壤，故开府驻节，久处不离，地不变而官屡更以迄于今。究其原因，如前人言曰：“仕四方者，阅历孔多，独目此为善部。”古人以为此域“官崇地重，佥曰惟称”，因此历朝人对福州“皆号会府”，这在九州禹域之中，实属罕见。省会城市之中轴线由此发端，应是实至名归。

　　从唐代起，顺着越王山南麓北高南低的地势，依次栉比排列着都督府门、威武军门和虎节门三座衙署；虎节门原是严高所筑子城的南门，门南临虎节河为护城河（今为虎节路）。虎节城楼以南连续建筑四座城楼，从北到南依次为还珠门城楼，门前有大航河，大航桥过渡；再往南为利涉门城楼，前临利涉河为护城河，即今之安泰河，乃闽王王审知初筑罗城时的南门；迤南即王审知于数年后扩筑之夹城，号登庸门，又称宁越门，今俗称“南门”；宋代扩建外城时又在城池外建合沙门，南临洗马河（合沙河），今称东西河。明初王克恭主政时重建石城，终于构筑起坚实的岩城，遂将福州城池建成南北贯串的七座城楼和七条护城河流。

　　由于历代主政官员开府建衙于越王山南麓，并将衙前大路称为宣政街，于是大街南面延伸的大道便称宣政南街（俗称南街），即从都督府门一路向南，经虎节门、还珠门、利涉门，直至宁越门（今南门），即今日之鼓屏路接八一七北路。出还珠门（今东街口）外的东、西大路，往东称左通衢者今为东大街，往西称右通衢者即今之杨桥路。而宁越门（南门）以南延至合沙门以远的八一七中路，则是宣政街中轴线的延伸。

　　若论城台通道（即合沙门外到古钓龙台新市堤边），唐宋时期可能只是平畴土径，车马行人穿行其中，恐难有规范的中轴线。到宋代，闽江河沙淤积，北岸沙洲形成，楞严洲、上下杭与台江码头随之渐次成型，直到它们完全由沙洲而凝固成陆之后，才逐渐取代新丰市堤而成为新的商贸码头和繁华市场，福州城市的南部城台中心线也才可能转移到中亭街至万寿桥一带。即便如此，原来环围钓龙台的上下杭洲、苍霞洲以及帮洲、义洲仍不失为贸易兴盛、物流发达的处所，只是业态分工已然不同。

唐罗城图

　　从越王山迤逦南行的福州城台中轴线穿行成规范的十里长街，见证的是福州城市拓展、商贸兴盛、物流发达的历史进程。这当然是与首都北京、古都西安等作为政治、经济、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大都会不可等量齐观，那是王都不同质素的中轴线。

　　值得注意的是，福州城内围护的七座城池，其中心由一条通衢大道南北贯穿连接，唐代开始命名称宣政大街，顾名思义是颁布政令、宣示政教的衙署集中和各种文化设施连接贯通的大街，它的南面直可延伸到“宣政南街”（俗称南街）的末端。的确，由子城所开始布局和建筑的城内官衙廨舍，历经千余年，从历史记载中还可想见它的旧制。今人只能从史书记载的鳞爪中想象中轴线穿行过的两旁古迹，即便如此，它在全国诸多历史名城中也不多见。

　　城市中轴线的存在，体现中华民族共同的审美理念和城市建设规制。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今日福州是华夏一统理念外化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中。建筑是凝固的艺术，是政治、思想、文化的忠实表达，只可惜现存的古代建筑已经所剩无几了，那些能够体现城市文化的遗存着实太少了。

　　福州城市中轴线的对外延伸，同样反映城市历史建筑的传承和发展。宋人曾就城内七座城楼的建筑作了不无夸张的比喻，如宋代福建观察使兼福州知府程师孟有诗句称“七重楼向青霄动”，形容城楼的高大巍峨，既壮观又有动感。更有意思的是两任福州知州的状元黄裳，也吟出“七楼遥直钓龙台”的诗句，可知当时人们都认为福州城内七座城楼的中轴连线，直接延伸指向台江大庙山（原名独山、惠泽山）钓龙台。在这中心视线走廊中，隐含着福州内外交往的主要路径。

1910年代镇海楼，池志海供图

　　古人为何如此热衷于讲述钓龙台，盖因这里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人所熟知的无诸家族故事。早在唐代，福州已然是“东南盛府”，又称“东南重镇”、国内“大藩”，海外货物交流和人员交往十分繁盛。福州海上和江上（指闽江）对外通航的口岸应是在钓龙台畔。因为那时闽江北岸的冲积平原尚未出现，港口（渡口）码头更未形成，甚至连稳固的沙洲陆地也尚未产生，直到南宋以后才渐次出陆。当时闽江内靠岸的埠头市集，在唐、五代的诗歌中可以找到有关记载。唐代诗人马戴（卒于869年）所作五言排律诗《送李侍御福建从事》云：“晋安来越国，蔓草故宫迷。钓渚龙应在，琴台鹤乱栖。泛涛明月广，边海众山齐。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片云和瘴湿，孤屿映帆低。上客多诗兴，秋猿足夜啼。”作者送李侍御赴福州任职，所写为什么都围绕着钓龙台呢？分析全诗可知，当时福建任所的福州，最主要标志就是钓龙台，那里不仅有古老传说为祭祀闽越王无诸的大庙，还有余善钓白龙的故事，以及闽越国、晋安郡的历史遗迹，故宫、钓渚、琴台、乱鹤等。更重要的还有来闽航船靠泊上岸的津渡，有“宾府”（宾馆）接客下榻宾客及海外蛮僧上岸的石阶，这些均非他处可比。诗中也极力铺陈福州江海的物候特征：泛涛、边海、众山、云瘴、孤屿、江帆、秋猿。特别是“孤屿”，标明是作为港埠、津渡的钓渚、龙台。诗篇表明，作者对福州历史、文物的了解十分详细，这在当时的地理和信息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另一首唐诗同样透露了这一信息，即李洞（897年卒）所作《送沈光赴福幕》诗，其句曰：“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写的是福建观察使作为主官在江边宴请同僚并饯别海外高僧，其场景也应在闽江边的钓龙台下。

　　再看唐末五代时，两度到福州册封王审知的翁承赞，深情地抒写了回乡的感受与朋友间的交谊。诗题是《新丰市堤饯行》，诗曰：“登庸楼上方停乐，新市堤边又举杯。正是离情伤远别，忽闻台旨许重来。此身暂与交亲好，今日还将简册回。争得长房犹在世，缩教地近钓龙台。”此诗传达的信息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台江钓龙台下此时已形成新丰市（或称新市），表明其地因作为水陆交会的市集和滨江埠头而成为热闹的商贸区，是福州通往闽江上下游与海外各地的枢纽通道。钓龙台下筑堤建房，形成街市，是福州外出南行的大道节点。皇朝使节与藩国王者在此依依饯别，可见其地之重。令人瞩目的是，黄裳知福州时特别指出“七城遥直钓龙台”，明确标示城内七城通衢大道，都直接指向钓龙台与新丰市，那里显然是福州城市中心线的南面端点。由此向南，过江便是龙潭角，其上还有供奉北方水神玄武大帝的神坛，称望北台，与后代屏山镇海楼上所供奉神灵遥相呼应。所以笔者认为，福州古代传统的城市（或称城台）中轴线，在城内者应是唐宋时期官衙前的宣政街，向南的延伸则为宣政南街，直抵南门（古称宁越门）和合沙门，即今鼓屏路与八一七北路。城市中心线延伸指向茶亭街、“汉闽越王墓”与祖庙，过洋头口转洋中路、延平路直至台江钓龙台下号称新丰市堤的繁华古街，那里既有待客的“宾府”，也有宴饮的酒楼，路途虽有些曲折且稍西偏，但其商贸繁华、车马辐辏、人烟稠密可以想见，作为城市中心线南面端点毫不为怪。

　　而宋代以后，随着洲渚出现，江上所建浮桥和后建的石桥，直接连通中亭街、沙合桥，从闽江上岸进城更加便捷，沿路出现繁华街市和兴盛的文化与信仰建筑，后来居上地发展成为福州新的商贸街区，自是顺理成章的了。

　　（原载《福州文史》2026年第2期，作者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福州市政协文史馆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