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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盘点改革开放中的政协智慧!每个“金点子”都被载入史册

发布时间:2018-11-08 信息来源: 市政协 字号:【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与时俱进,用勤劳、勇敢、智慧不断书写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在中国社会巨变的过程中,有着众多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的身影,他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参政议政、努力建言资政,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陪费孝通考察乡镇企业

  1984年10月底的一天,江苏省扬中市扬中县长旺乡政府接到县政府通知,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将考察长旺化工仪表配件厂。当时我任长旺乡党委书记,费孝通是我见到并陪同考察级别最高的领导人。 

 

  1984年10月,江苏省扬中县长旺乡党委书记姚安华(右一)陪同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右二)考察长旺化工仪表配件厂。 

  接到通知后,我就请乡政府的相关人员与仪表厂联系,准备先在仪表厂的会议室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汇报,然后参观车间。当时的长旺仪表配件厂厂长是张明贵,副厂长是朱义芳,厂方由他们具体负责接待工作。我们一行几人参观的是仪表配件厂热处理车间,车间主任是杨纪福。印象特别深的是,负责介绍的同志说阀门质量的好坏,热处理是关键。费孝通一行风尘仆仆,参观结束后并未在仪表厂和乡政府用餐。 

  当时陪同参观和保卫的还有江苏省委办公厅、省公安厅、镇江市政府办公室、扬中县政府办公室相关人员。由于安保工作很严密,实行省、市、县、乡四级安保措施,一些陪同人员的具体部门、姓名也不便问。宣传报道很简单,由仪表厂厂办一位姓黄的职工(县供销社退休干部黄绪良的哥哥)拍了一些黑白照片。长旺乡政府广播站的张初明(现任扬中市史志办主任,市政协委员)随行做了一些文字报道。 

  这是费孝通第一次到扬中考察,后来15年内费孝通先后5次到扬中考察。也就是这一次,费孝通为扬中题词:“鱼米之乡,江中明珠。”从此扬中的名声在全国逐渐大了起来。 

  长旺乡镇工业产业结构很合理,除了仪表厂外还有其他一些知名企业,如毛纺厂、羊毛衫厂、家具厂、服装厂、塑料厂等。这些工厂当时都很兴旺,很多在扬中都是仅此一家的。 

  费孝通为什么要考察长旺化工仪表配件厂呢?因为当时该厂是扬中唯一的国家化工部定点企业,加之当年长旺乡镇企业在扬中是最发达的,工业总产值在扬中名列第一,扬中生产化工仪表配件的工厂也仅此一家。所以,当时长旺化工仪表配件厂就成为费孝通考察的对象。 

  其时,费孝通正在为提出“苏南乡镇工业发展模式”做调研。考察扬中仪表厂是费孝通考察乡镇工业的一站,仪表厂成为扬中乡镇工业发展的典范,对费孝通“苏南模式”的提出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费孝通回到北京后不久,便提出了著名的“苏南模式”。“苏南模式”提出后,乡镇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大力发展起来了。 

  现在,扬中成了我国著名的“工程电器岛”,这与长旺仪表厂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随着思想大解放,进一步开放搞活,据说好多仪表厂的工人白天在厂里干活,晚上或业余时间被聘到其他企业当师傅“打野鸡”(兼职)“捞外快”了;加之后来私营企业兴起,又有好多人回家自己办仪表配件厂。长旺仪表厂的发展带动了一个地方产业的兴起,富裕了一方群众,使扬中成为“中国工程电器岛”,起到了领头雁的作用。“扬中———中国工程电器岛”名扬海内外,长旺仪表厂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40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原来交通不便的扬中,现在已是一岛三桥、经济发达的“全国百强县”。我也从一个48岁的中年人,成为一个82岁的老人,这一幕已过去30多年了,但至今仍记忆犹新。(本文整理者姚毅为扬中市政协委员) 

民盟与浦东开发开放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了浦东开发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28年来,浦东筚路蓝缕、奋勇向前,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最重要的乐章之一。上海民盟在这一华彩乐章中,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掀起的思想解放热潮,直接引发了上海民间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思潮涌动。1981年,上海市政协五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上海海运学院教授、民盟盟员陆子芬委员等递交了《请积极准备建立浦东新区,建设成为新型国际城市楷模》的提案,提出着手建立延安东路隧道、建设大桥等12项具体建议。 

  从1984年到1990年初,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系统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论证展开了,浦东开发进入上海市委市政府决策层的酝酿准备阶段。 

  1984年9月,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制订《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提出开发浦东问题。 

  1984年10月16日,上海铁道学院教授、盟员杨贤智撰写了《上海的曼哈顿区在哪里——结合城市改造,在外滩建设新的金融贸易中心》一文,提出与南京东路外滩隔江相望的一片约5平方公里的浦东土地(东至张家楼,南至塘桥,西至陆家嘴,北至洋泾),是改造成为“上海的曼哈顿区”最为理想的地点。建议在此建造高层建筑供金融、贸易、科技、信息等多种功能的城市发展之用,形成与现在外滩相呼应的新外滩。这一建议通过民盟市委送交市委市政府及民盟中央,成为上海较早呼吁建设新外滩的声音之一。 

  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提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高校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 

  开发浦东必须要先打通黄浦江。于是,在黄浦江上建设一座横跨浦东浦西的大桥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建设如此重大的桥梁工程,对没有实践经验的中国建设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存在很大的风险。当时,日本愿意提供技术支持、提供贷款,但条件是必须由日本人施工。 

  得知消息后,时任上海市政协主席、著名桥梁学家、民盟盟员李国豪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中国桥梁界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黄浦江上架桥。在中国科研工作者的争取下,1988年,上海决定自主建设南浦大桥。最终,中国人以不足日本方面概算一半的造价,建成了南浦大桥,成为中国桥梁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日本桥梁设计专家伊藤学教授在参观南浦大桥后感慨地说:“我们原本以为中国工程师不敢自主建设这一工程,但是你们完成了,而且做得很好,按照你们的造价,我们做不下来。” 

 

  南浦大桥的成功兴建,极大鼓舞了全国桥梁工程界的信心,形成了中国自主建设大桥的高潮,并由此赢得了中国桥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机会。今天,南浦大桥宛如一条昂首盘旋的巨龙横卧在黄浦江上,圆了上海“一桥飞架黄浦江”的梦想,也成为中国科研人员独立自主、敢于创新的象征。 

  路通了,资金缺口又成了拦路虎。民盟市委经济委员会的财政金融专家经过调查研究,在1991年上海市政协全体会议上,以党派提案的形式提交了一件《关于开发浦东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提案。提案建议把上海金融市场作为筹措浦东开发资金的一条重要途径,提出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多渠道筹集浦东资金,要积极运用外资,采取内外并举的方针。从浦东和上海特点出发,利用外资是最有实效、风险最小,又没有还债包袱并能带来成片开发利益的办法。 

  提案得到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的采纳,认为“对浦东开发筹集资金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992年,根据浦东开发进展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民盟盟员周芝石在市政协全体会议上代表民盟市委提出建议,提出上海要开发开放浦东,应该有一家新型的银行来匹配并支持开发、筹集资金、发挥融资功能。既然新建的银行旨在支持浦东的开发、开放,可定名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据周芝石回忆,他当时提出这件提案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上海要恢复成为国际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需要有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广东和深圳已建立了与其发展相匹配的银行,上海要开发开放浦东也需要有属于自己的区域性银行。二是浦东作为上世纪90年代全国开发的重中之重,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需要建立一个能立足浦东、面向长江三角洲的区域性、综合型的股份制银行。 

  提案得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关心下,这家新型银行于一年后正式成立,名称正是提案中提议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有为才有位!”

  得知线索    马不停蹄搞调研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日子里,陕西省政协退休老干部们回想起25年前那件曾在陕西省轰动一时的往事:省政协一份送阅件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的高度重视,财政部给铜川矿务局一次性拨付生产自救款3000万元,大大缓解了部分矿井停产问题,人民政协的智慧产生了巨大的现实力量。 

  1993年9月上旬,陕西省政协社法委在调研西安至延安段国道运输秩序问题时,了解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铜川矿务局的徐家沟煤矿、三里洞煤矿、金华山煤矿、焦坪红井口4个矿井全面停产,歇业人员2万余人。 

  铜川矿务局有10对生产矿井,12个辅助生产单位,职工6.4万人,加上家属、学生共26万多人,是陕西省最大的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和我国西北地区主要煤炭生产基地,一旦停产范围无法遏制,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当年9月下旬,西安至延安段国道运输秩序问题的调研结束后,省政协原副主席兼社法委主任董继昌带领部分政协委员马不停蹄地赶往铜川矿务局,展开深入调研。 

  调研组了解到,从1993年5月开始,铜川矿务局受到一系列冲击:铁路运力缺口严重,煤炭价格大幅下跌,煤款拖欠严重;小煤窑的冲击,富余人员和营业外支出增加;原材料涨价、电价反弹等政策性因素造成生产大幅度下滑,企业亏损急剧增加,部分矿井全面停产,职工工资无法兑现。参加此次调研的陕西省法院原副院长、省政协社法委原副主任樊拓,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省政协社法委原副主任宋蔚林清楚地记得:“1993年前9个月,铜川矿务局几乎每个月都不能按时发工资,基层单位拖欠工资现象普遍,有5个基层单位开不出基本工资。” 

  据调查,截至1993年9月底,矿务局煤炭欠产106.3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91.6万吨,煤炭积压80多万吨,到8月底累计亏损1.36亿元。截至9月底累计贷款1.7亿元,欠外债1.31亿元。 

  此后,社法委根据调研情况和委员提出的6条意见建议,形成一份题为《关于铜川矿务局当前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送阅件,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及有关部门参考。 

  “有为才有位!” 

  铜川矿务局部分矿井停产问题的调研从一开始就在省政协委员中产生强烈反响,并先后引起《陕西政协报》(今《各界导报》)、新华社、《中国矿业报》等多家媒体的关注。 

  10月27日,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王世焕以省政协调研情况为线索,经深入采访后,在新华社一份内参上报道了此事。邹家华副总理看到这篇报道和所附“送阅件”,当天给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作了批示:“清才同志:这些建议都很好,需要切实抓一下。请煤炭部、铁道部、劳动部,以及财政、银行等有关单位,能组织一个工作组,煤炭部牵头,一起和省上帮助铜川解决。方针还是减人提效,明确用户,组织运输。” 

  随着事件的不断推进,1993年12月23日的《陕西政协报》以《一项调查在中南海引起反响》为题报道了此事;1994年1月12日《中国矿业报》又在头条位置,以《邹家华高度重视陕西政协一项调查铜川部分矿井停产问题基本解决》为题予以报道。 

  根据邹家华的批示,由煤炭部、铁道部、劳动部、财政部有关人员组成的国务院赴铜川联合工作组,会同省经贸委、省劳动厅、省煤炭局,以及郑州铁路局、郑铁西安分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于1993年11月11日到达铜川。 

  联合工作组经过4天的调查研究和现场办公,提出了解决矿务局存在问题的意见。 

  时任陕西省政协办公厅综合二办副主任徐鸿亲历了此事的全过程。据他回忆,截至1994年1月初,矿务局铁路运输问题由铁道部一位司长、郑州铁路局局长和郑铁西安分局局长亲自过问,铁路部门、省煤炭局和铜川矿务局三方面每3天开一次碰头会,现场解决问题。“1994年春节前,财政部给铜川矿务局一次性拨付生产自救款3000万元,部分矿井停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徐鸿说。 

  “省政协调研组和国务院赴铜联合工作组给歇业矿工带来了希望!”铜川矿务局办公室原主任蒙大芳介绍说。拖欠工资有了着落,工作岗位有了着落,基本生活有了保障,2万名待岗矿工终于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谈及此事,年近七旬仍精神矍铄的徐鸿眉宇间露出难以掩饰的自豪感:“有为才有位!人民政协只有抓紧调研不放松,多做实实在在的事情,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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