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福州方言 

王秉 

　　本人王秉，原名王世秉。上世纪30年代末生于市郊永南里的一个小村。在童谣“砻砻粙（音“尺”，福州方言稻谷），粙砻砻”呵护声中诞生，过了多轮“阿蛴（蝉）叫，荔枝红”后逐渐成长、懂事。在爱唱曲（唱民歌）、爱听评话、爱看戏的姨妈、伯母等的熏陶下，学会了许多民歌、民谣。时常“真鸟仔，啄菠菠……”哼个不停。 

　　五六岁时，搬到福州帮洲。厝边有一块叫长长（音“唐”）埕的大草地，那是放牛娃们会聚的乐园。放牛娃天天盘诗，盘诗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习俗多方面，一问一答，现编现唱，我经常去看他们，增多见识。 

　　该上学了。那时私塾（人教斋）盛行，也有官办小学。私塾读《三字经》《千字文》等等古书，很无趣，且经常挨先生打手心。我选择读小学。 

　　小学老师很和气，称我们“小朋友”。教学也是用福州话，但读课文却用国语（那时叫“官话”）。第一天上学回家，爸爸问：“学了什么？”我说：“xiǎo xiáo māo，tiào tiào tiào，嫩嫩其猫仔，跳啊，跳啊跳。”爸爸大笑说：“才学三个字？人家斋里一次至少也会学十来个字。不过学了讲官话，也不错。” 

　　在小学，老师教课文用国语，然后都用福州话“说”一遍。“说”，有时只是用福州方言读一读。可是到了中高年级，老师也读不来，只是说一说大意。 

　　到了中学，老师讲课就全用国语，很多字用福州话读不来。个别有文化的国学家长说：“读不来有办法，找《八音》呼（这里要读‘ku1’）一呼”这里说的“八音”就是《戚林八音》。可是我却学不会。 

　　中学毕业了。1957年，高招人数大缩减，全国只收20万人。那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报到那天，辅导员让我们报数：“一、二、三……”，报完，辅导员马上就认出我们几个是福州人。怎么认出来？他说，你们说“一（i7）、七（ci7）、八（ba7），全带入声，现代汉语里已经没有入声的音了，只有你们还保留着。这很难得，是你们学古代汉语的优势。” 

　　说“优势”，也是“弱势”。由于我们的福州腔的普通话，闹出了许多笑话：“吃饭（chī fàn）”，我们说“cī huàng（音似‘七换’）”，惹得食堂里的师傅大笑，我们方言里没有唇齿音“f”，我们韵母里没有前鼻音，因此“弹琴”与“谈情”分不清。为此，我们必须加倍用功，天天抱着辨音辅导材料——“会糊我的粉红活佛龛，就糊我的粉红活佛龛，不会糊我的粉红活佛龛，别胡糊我的粉红活佛龛……”练习。 

　　老师们安慰我们：“没关系，会学好的。”他们还提醒，学语言不能静态学，只坐在教室里读材料，更应该动态学，到社会上与北京居民聊天，下农村去向农民们学习，这才能学好。 

　　动态学习的机会来了。进入“大跃进”年代——“58、59”年，刮起了“多读书就是走白专道路”之风。学生们放下书本，与工农兵相结合。几乎近一年时间，北师大师生去十三陵，去密云修水库，到老根据地焦庄户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确，语言学了不少，比静态学习有效得多。可是书读少了。知识缺陷越来越明显。直到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与首都大学生讲话，大批“书读越多越反动”之说，并向全国知识分子道歉以后，这股逆风才停止。 

　　岁月无情，匆忙间将到毕业时间，专业不分了，毕业论文也不写了，连教学实习都草草收兵，我们囫囵吞枣地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编审处工作。 

　　1964年，经父母再三申请，在省教育厅厅长王于畊的帮助下，我调回家乡，分派到闽侯专区中学教师进修校。名为教师进修校，实际上不搞教师进修，而是被派到福清一中、长乐一中、闽清一中等各县重点中学去巡视，督促高中毕业班工作。我们语文教研室4个人，组长原是省报编辑，我和另一个年轻人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没教过书。到学校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那些老教师很有意见。我申请到基层教书。不久，就批准了。1965年8月，被插到闽侯县上街镇闽侯第十三中学。 

　　组长肖马非常支持我，他说以后可有了一个教改试验点了。他一直要搞语文教学改革，本来在福清二中设了一个试验班。可是，县里怕影响升学率，不很支持。他认为闽侯十三中是新建校，没有什么升学压力，可以大展拳脚。十三中领导听说专区要在他那儿搞教改试验，认为这可以提高他们知名度，也表示支持。 

　　可是，难度不小。我要学生在校内不讲方言，用普通话交谈，做不到，只勉强维持在语文课堂上讲普通话。从两周写一篇大作文，改为一周一篇大作文，一天一篇小作文，还一班办一个大墙报，发表学生小作文。这只有部分学生能做到。课堂教学改老师讲学生听的讲述式，为师生答问的讨论式、互动式，但很难进行。大力开展课外阅读，推荐当时非常流行的《燕山夜话》，可是买这本书读的学生也不多。 

　　校领导很看重我这个“连降4级”的教师，第一学期，我就被评为校“先进教师”，还把我列为入党培养对象，动员我写了入党申请，校长还为我这个“童男仔”介绍“对象”。我尽力工作，可是平地一声巨响，“文化革命”爆发，上街中学（十三中以后改名）大乱，万念俱灰的我又逢父母双亡。只好回老家逃避。几个姐姐帮我张罗，我闪电式结婚组成家庭。妻子是小学教员，妻兄也是老教师，岳母是酷爱民间文艺的旧式老人。一次，我在表姐食杂店废纸堆中发现一本线装的《戚林八音》，如获至宝，这下有事可干了。我们夫妻与妻兄三人研究，依“八音”语序，将普通话与方言对照编写了许多有特色的福州话语汇。 

　　我们乐而忘忧地研究“八音”还不到一年。学校来电报通知各老师马上返校“复课闹革命”。 

　　为改变“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状，上街中学校长由上街公社革委会陈长星副主任兼。陈主任说：“复课闹革命”重点还是“革命”。他要我跟他下乡宣传“农业学大寨”继续“革命”。 

　　我跟陈主任走遍了上街的大部分村庄，宣传学大寨，宣讲“老三篇”，赞扬“公社化”。上次在北京下乡，向工农兵学习是“动态式”的学习普通话，这次跟领导下乡应该算“动态式”的学习福州话。 

　　原来，福州话文、白之分分明。我们知识分子群体说话“书言书语”，而农民群众讲的是大白话。那是独具特色的福州话。如“过去”，乡下人说“往囊（音nang3）日”，“往囊回”；“关系”，乡下人说“敆（gak1）涉”，“不要紧，没关系”，要说“毛敆涉”“谢谢”，说“起重”；“走过场”“做秀”说“做文肆”……此外，福州话里还含有本地民间故事（传说）的俚语，如“五帝搦（niek7，抓）你”“相思病倒芋域”“贻顺哥烛蒂”“缺哥望小姐”“郑堂烧火炮”等等，都是独具特色、无法替代的。 

　　这期间，我用大白话做宣传，运用了闽剧、民歌、评话、快板形式，创作了许多作品。至今，有的农民还记得我的方言快板“老三篇日日读，罔（音muong5，越来越）读罔爱读，读完有干劲，做代（做事）都卖（勿+会）口+或（音“或”，累）。” 

　　“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又“香”起来，恢复办重点学校，闽侯一中复办了，我被调到一中，全力应试，拼升学率，似乎又回到50年代那种氛围中去。 

　　在闽侯一中16年，评上了高级职称。负责学校教学研究室工作外，还参加师大李如龙领导的省语言协会活动。主要是贯彻《国家语言文字法》，探讨语文教学与汉语规范化的问题，并协助他们方言调查，以编写《福州方言词典》；以后，福州也成立语言协会，由师专陈庆武，出版社刘玉山等人负责，我是一名理事，吸收全市中小学优秀教师参加，出了一本《语言文字规范化与语文教学》。我退休后，听说因为经费拮据，协会悄然停摆。 

　　我退而不休，被福州四中，英语学校招聘继续从教。还协助四中校长陈瑞洛创办日升中学（民办）初中。任职期间，对方言兴趣不减。写了许多有关方言的文章，有的被编为文艺节目演出，有的在福州报刊上发表。至今仍兴犹未足。 

　　时过境迁，一个语言工作者，目睹福州方言由盛及衰过程，有着“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慨。今有志之士掀起方言保卫战，可佳可赞，本人愿为之献微薄之力。 

　　本文原载：《福州文史》 

　　由福州市政协文史学宣委、福州广播电视台、福州日报社联合发起的《福州方言会话读本》，稿件征集将于7月31日截止（征编启事及标准要求详见福州晚报4月20日A23版）。所寄书稿符合征编要求并被采用的，最高征稿费30000元；基本符合要求的给予征稿费5000元；部分符合要求的给予征稿费3000元。投稿地址为：福州市政协文史学宣委（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25号），联系电话：87831257,电子邮箱：wswb@sina.com